春晖丨何蜀：爱唱歌的母亲，在战乱与运动中被折腾一生

  作者简历

作者近影

1948年生于重庆，祖籍河南。1964年初中毕业后因“家庭出身”问题（父亲是“右派”）失去升高中权利，后做临时工。1972年开始成为正式工。1981年到重庆人民广播电台做文史节目编辑。1989年参与创办党史期刊《红岩春秋》，后任副主编，职称编审。退休后致力于文革研究。

原题

爱唱歌的母亲

    作者：何蜀

原载微信公号希声郎

 母亲，1966

我的母亲龚兰（1926—2010），四川合江县人，从小就爱唱歌，但并无家传或环境影响。她家是城市贫民，父母都没有文化艺术修养，她是在学校里学会唱歌的。而真正把母亲引上歌唱之路的，则是抗日战争爆发后的全民抗战宣传热潮。

当时母亲正在四川省合江县私立新民小学读书。一支宣传抗日的“军委会文化动员委员会第五巡回施教队”来到这个川南小县城，巡回施教队大约有十几个男女青年，母亲记得队长叫顾梦鸥，还有个叫王平。他们住在小县城里的城隍庙，满腔热情地在群众中开展抗日宣传活动，教唱抗战歌曲，组织群众游行。有一次大规模的化装游行，还安排母亲他们一群小学生装扮成流浪儿，唱着“我们都是无家可归的流浪儿……”让小县城的人们了解被日本侵略军毁灭了家庭的沦陷区儿童的痛苦。

母亲和几个爱唱歌的同学常跑到巡回施教队驻地去玩，在那些大哥哥大姐姐的热情辅导下，学会了许多抗战歌曲，特别是那首《歌八百壮士》，母亲到晚年还能唱，而且一唱起来就激情难抑，那些歌词也记得清清楚楚：“中国不会亡，中国不会亡，你看那民族英雄谢团长！中国不会亡，中国不会亡，你看那八百壮士孤军奋守东战场……”

在巡回施教队的指导下，合江县立初级中学成立了“洪波歌咏队”。歌咏队全是女学生，她们经常演唱那首田汉作词、张曙作曲的《洪波曲》，以这首歌作她们的队歌，母亲也跟着学会了：“我们战黄河！我们战淮河！微山湖水今又生洪波……”母亲印象最深的就是歌中那句“弟弟战死还有哥”，觉得它唱出了当时中国老百姓宁死不做亡国奴的心声。

一天，不知是哪个同学得到了消息，说县里又要组织一个小学生的歌咏队。她赶紧和几个爱唱歌的同学跑到城隍庙去。巡回施教队的大哥哥大姐姐们对他们早已熟悉了，把他们十一二个小学生组织起来，成立了“小小歌咏队”。母亲因为最积极最活跃，被推选作了这个歌咏队的队长。

“小小歌咏队”成立起来没多久，巡回施教队就离开了合江，据说是巡回到璧山宣传去了。以后领导“小小歌咏队”的是一个叫江逢润的大哥哥。听口音，他是抗战时逃难入川的“下江人”（当时对长江下游江浙一带人的俗称），他住在上街南华宫的县民众教育馆，那里也就成了小小歌咏队的活动场所。

1938年11月小小歌咏队合影，前排中坐者是我母亲，后右1蹲者为江逢润

在江逢润带领下，他们经常打着“小小歌咏队”的旗子，逢乡下“赶场”的日子，到附近乡场去宣传演出。那时没有什么交通工具，都是靠两只穿着草鞋的脚走路，每天一大早就在民众教育馆集合出发，往往要走十几里路，但是小队员们却一点也不知道累，一路上还嘻嘻哈哈的。到了乡场，找一家茶馆，老板听说是宣传抗日，都积极主动帮忙把桌子搬出来，在茶馆门口把几张桌子拼到一起，小队员们往上一站，就开始讲演和唱歌。母亲回忆那时她一点不知道害怕。赶场的农民都围拢来看热闹，有的还指指点点说：“看人家小姑娘好大的胆子！”

他们这个歌咏队没有专门的服装（一般都穿学校发的童子军装），也没有一件乐器，只有一个男同学石新民打金钱板。除去那付金钱板外，就全靠用嘴演唱。但即使是这样，他们的宣传效果也相当好。各乡场的群众都看得很起劲。

1938年9月，领导小小歌咏队的江逢润大哥又告别离去了。临行前照了一张合影。他在合影照片后面只写了“逢润赠于合江军次/38，11/9”。母亲一直不懂“军次”的意思是指行军途中停留处。他可能是此后就上前线去了吧？

1939年12月小小歌咏队合影，中排拿三角旗女孩右2是我母亲，后右1立者为兰奎

江逢润走后，领导歌咏队的是新民小学的老师兰奎。他是湖北人，调到小学校不久，他带歌咏队到戏院（那时县城里只有一家戏院）演出过好几个节目，其中一个叫《四亲家上前线》，包括母亲在内的四个女同学扮演四个亲家（老丈母，亲家母，幺姨妈，大舅母），一起上前线去打日本鬼子。母亲演的是主角“幺姨妈”。她还与女同学胡芳正表演了一个《送郎上战场》，胡的个子高，扮演上战场的“情郎”，母亲演送郎的小妹，那一次，母亲特地找一位女老师借了双高跟鞋来穿着表演，因那位女老师的个子小，脚也小，母亲刚好能穿她的鞋子，那是母亲第一次穿高跟鞋。

兰奎还教孩子们唱了好几首抗战歌曲，母亲演唱过一首他教唱的民歌，共有三段，母亲到晚年还记得起其中两段，其中一段是：“太阳出来满天地，情哥躺在山坳里。一夜放哨到天明，半身霜来半身泥。”

遗憾的是，1939年12月，兰奎老师又离开了。孩子们依依不舍地照了合影，他在给每人的合影照片背后都题了这样的辞：

亲爱的弟妹们：

 我们再过若干时日后，是否能重摄像这样的一张影儿啊？大家努力吧！前途无量！！！

弟妹们，再会，在民族革命的战场上再携手！！！

你们的愚兄

兰奎赠

一九三九.一二.十

母亲他们先不知道背后有题辞，直到兰奎老师离开了，大家才发现这些题辞，都失声大哭起来。

后来是谁领导小小歌咏队，母亲没有讲，只讲到他们还到驻合江的第五陆军医院去为前线下来的伤兵作过慰问演出，还到第十五补训处（全称是军政部第十五补充兵训练处。据新编《合江县志》记载，1939年第十五补训处迁走，第三十四补训处迁来）去为新兵们作过慰问演出。补训处专门训练新兵送补前方，战事紧急，不断有新兵从这里送走。在补训处负责的一位王连长对他们很欢迎，每次去演出后，他都热情留下孩子们吃饭。几个女孩子还跟他照过一张合影。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因为担心被抄家抄到与“国民党军官”的合影，母亲只好忍痛把照片上的连长剪掉了，在残留的照片背后只能看到：“……给/……活泼小友/大友王……念/1940.4.4”几个字。“国民党军官”被剪掉后她还不放心，干脆把所有的老照片包了一大包，交一个家庭是工人出身的好友收藏起来。所以她的老照片基本保存完好，文革结束之后好几个青年时代的女友都来她这里查找有自己留影的老照片甚至各自的结婚照，因她们都全部销毁了。

与王连长合影残照，右1为我母亲

江逢润离开合江后，还经常给我母亲这个“小小歌咏队”的队长寄来军委会办的《扫荡报》，一直到母亲的家被日本飞机炸毁后，原通讯地址成为废墟，才断了联系。

母亲的家是在日本飞机轰炸合江县那次被毁的。据新编《合江县志》记载，那是1940年8月16日。那天中午，家里正烧火准备煮面块，听见外面有人说：“扯白旗了！”那时小县城还没有设警报器，空袭警报就是在高处扯起白旗。外婆赶紧把柴火灭了。等了一会儿，听见飞机飞来了，小县城的人哪里见到过飞机，出于好奇，许多人还站到院坝里去望着天空数来了多少架。

那批飞机轰轰地飞走了，外婆以为没有事了，又重新烧起火来煮面块。煮好后刚端上桌子，还没有开始吃，就听到敌机又来了。这一次是冲着县城来的。飞机飞得很低，声音十分吓人，只听到头上一阵阵机枪扫射声，打得屋瓦噼哩啪啦往下掉——那时的房屋里一般都没有望板（天花板），屋瓦打碎了就直接掉到房间里来。母亲的头部被掉下来的瓦片砸伤了。她和弟弟（我舅舅）赶紧躲藏到柜子下面去。紧接着，就听到了可怕的轰炸声。轰炸一开始，烟尘遮蔽了天空，大白天顿时变成一片漆黑，伸手不见五指。他们吓得缩成一团，不敢出去。

过了不知多久，外边有人惊喊外婆；“龚五娘，龚五娘，你们还不出来呀？烧起来了！”

他们这才跑出去，一看不得了，家已经被燃烧弹击中，烧得噼噼啪啪的了。外婆急忙叫姐弟俩顶一床铺盖往外跑，以为头上顶着铺盖可以挡飞机子弹。姐弟俩刚跑出去，就有人喊：“要不得，被面目标大，飞机看到正好打！”他们连忙把铺盖翻过来顶着跑，又有人喊：“翻过来是白的，天上看得更清楚……”吓得他们不知该怎么办才好……

当时他们只顾逃命，一点没想到回屋里抢点东西。外祖父不在家，在别处帮别人抢救财物，他从一家人燃烧着的屋里抢出一包银元，也老老实实交还给了人家，自家却被烧得精光。外婆那时脚上长疮，跑不快，等她跑出来时，看到已是一片惨景，到处是死尸，有些树上、断垣残壁上挂着被炸断的腿脚、手臂……

他们在惊慌失措中，不知是怎么跑到了附近小山上，眼看着自己的家在熊熊烈火中化为废墟。母亲当时愤恨到了极点，跺着脚哭喊着：“我要报仇！我要报仇！”许多年后，我舅舅还回忆起我母亲那时的样子，讲给我们听。

母亲说，那次大轰炸，大概是有汉奸给日本人告密，主要轰炸了县城北门外一带，那里既是县政府所在地，又是合江的水陆交通要道，还有政府的粮食仓库。那一片全被炸毁、烧光了。母亲经常去练习唱歌的上街南华宫县民众教育馆，她上学的私立新民小学校，也都在那次轰炸中被焚毁了。小学校长沈佛愚，是有名的中医师、教育家和书法家，新民小学是他自筹资金创办的，校园虽不大，但他在那里种了许多梅花，各种各样的梅花，甚至还有十分稀有的珍品绿梅。梅花开时，校园里一片沁人肺腑的幽香。但是这些全都被敌人毁灭了。听说校长的小儿子（那时已是成年人）和小儿媳妇也在那次被炸死了。

母亲学校被炸毁后，只得转入了县里“木材帮”集资办的木业小学就读。因为同学们都分散了，“小小歌咏队”也就再没有活动。以后，母亲在木业小学还是参加了一些抗战歌咏活动和戏剧演出。

小学毕业后，母亲进了县城里培养乡村教师的简易师范学校。读了两年半，1944年，她的音乐老师（后来据说在50年代初期被以“特务”罪名镇压了）很看重她的才华，建议她到重庆去报考国立重庆师范学校音乐科。

那时我的外祖父已病故，外婆到贵州帮佣去了。我母亲18岁，身无分文，与一个女同学相约，通过熟人关系搭乘民生公司的轮船来到重庆，借住到外婆一个穷朋友（认的干姊妹）在朝天门附近的家。现在想起来，当年的母亲真有点像当今那些去勇敢参加各种声乐大赛的女孩子，不同的是她当年身无分文，而且当年参加考试也根本不需交费。

国立重庆师范学校坐落在重庆北碚嘉陵江边。抗战时期，北碚是有名的文化区，很多学校都迁到了这里：复旦大学、江苏医学院、国立体专、立信会计学校……这里成了一个师生众多、文化气氛很浓的地区。

母亲如愿以偿，考上了国立重师音乐师范科，于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八月入学。当时的师范学校是完全免费，吃饭、穿衣都是由学校供给，她一报到就领到了免费发给的单制服一套、白褥单一条、棉衣制服一套。她这样一个从小县城来的贫苦学生，能得到这样的读书条件，感觉真是太幸福了。有趣的是母亲的注册证，当时要求贴上各人的登记相，但母亲根本无钱去拍照片，就只好把随身带着的一张在老家与好友的合影照片上自己的头像剪下来贴上去充数。母亲当时用的名字是龚兰芬，后来因同学朋友都喜欢简单喊她龚兰，她就干脆把龚兰当作正名，而把兰芬当作字号——后来不再时兴字号，知道她这个“兰芬”名字的就只有青少年时期的老同学老同乡了。

母亲考进国立重庆师范学校的注册证两面

国立重庆师范学校的校长马客谈（1894—1969）是民国史上值得记载的杰出教育家。学校设有普师科、幼师科和音、美、体师科，加上保育训练班和短期培养师资训练班，还有在镇外山村开辟的家庭教育实验区，成为培养各种师资人才的摇篮。马客谈的校训是：“良师兴国”。他相信“有了优良的教师，才有优良的民族”。他亲自为学校写了校歌歌词：

我们追随着抗战建国的中央，

弦诵在天府之邦。

耳听到嘉陵江流怒吼声的激昂，

沸腾爱国的热血满腔。

认识清时代正紧张，

一心要学做民族的乳娘。

端品行，勤学问，保健康，

终身从事于教育，不断的本位向上。

天下兴亡匹夫责，

动员了全国的国民教师向前！向前！向前！

发挥出教育的精神和力量，

努力实现良师兴国，华族重光！

学好本领，成为良师，做“民族的乳娘”，“努力实现良师兴国，华族重光”，这是多么崇高的目标，多么鼓舞人心的召唤啊！这歌词（连同歌谱）是母亲他们的一些老校友在晚年联谊活动中一位校友找出来的，原歌谱是五线谱，有校友翻译成了简谱，印在他们的校友通讯简报上。

校长马客谈平时都是西装革履，手上拿根“文明棍”，到了新年团拜时，他就会换上一身中式长袍。他不光对教学抓得很紧，而且很关心学生的生活，每天都坚持和学生一起吃中饭（现在不知有没有当校长的能做到这一点）。为了保证学生的伙食，学校还制订了监厨制度，从上街买菜到食堂做菜，都要轮流派学生值日监厨。

后来在2007年，已经81岁的母亲叫我帮她写一篇怀念当年国立重庆师范学校的声乐教员杨树声的文章，杨老师是江苏无锡人，1950年代响应支援西北的号召去了兰州，历经坎坷，曾被打成“右倾”，文革中被抄走了书籍、乐谱，遭到无理批判，曾任西北音乐学院教授、系主任，于2002年逝世。我听母亲讲述后，写好初稿交她修改补充，然后打印出来，她寄给了他们国立重师音乐科校友联谊会办的通讯简报《乐观院》——当年他们音乐科与美术科同学在校学习时的教学楼就名叫乐观院。她在文章里作了这样一些回忆：

我们这批40年代的学生，在北碚国立重庆师范学校音乐科学习时，正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代。杨老师为了我们这些穷学生能够好好学习，不知操了多少心。他是我们的声乐老师，他教学严谨，同时又非常耐心，使学生都感到他和蔼可亲，对他十分敬重。

我是杨老师的声乐学生之一，得到他很多教益。他教了我一年，教的大多是古诗谱成的歌曲，曲作者都是当年有名的作曲家，如黄自、刘雪庵等。杨老师要求很严格，每一个节拍，每一个乐句，每一个副点音符，都必须唱准确。《红豆词》这首歌，是我第二学期花了一小半学期的时间练习的，在杨老师的指导下反复练习，反复体会，反复琢磨，直到唱得他满意了为止。至今回想起那段跟杨老师学习的幸福日子，我还记忆犹新，多么留恋那些甜美的日子啊！

母亲在校时手抄的《红豆词》歌谱第一页

《红豆词》是当时著名作曲家刘雪庵为曹雪芹《红楼梦》中的一首诗谱的曲，母亲他们当时抄歌谱、写作业都是用毛笔，为了简省笔划，她将刘雪庵写成了“刘雪厂”。

抗战胜利后，因中央政府及许多抗战时内迁的机关、企业、学校都从陪都重庆迁回了首都南京，国立重庆师范学校也在1946年暑期复员迁回南京（更名江苏省立江宁师范学校）。川籍学生要自费乘船去，母亲因为家里穷，拿不出路费，加上她无人照料的弟弟当时流浪来到重庆，她必须照顾弟弟的生活并为他找工作，因此，尽管有同学愿意为她出路费，她也没有去南京，从此告别了老师和同学。她在这个学校只读了两个学期。分别的时候，45岁的国文教员刘未冬（山东肥城人）给她题了两首诗作为纪念：

自爱良师献此身，琴书无日不相亲。

他时再过嘉陵路，呼我先生有几人。

 一年相聚一朝分，何日重来看缙云。

只恨江边挥手去，天涯从此雁离群。

母亲最初给我看这两首诗的手迹原件时，我还不懂“自爱良师献此身”的意思，以为是“自从爱上了一位优良的老师后，就决定为教育事业奉献此身”，母亲告诉我，诗中的“良师”指的是当时他们校歌中唱的“良师兴国”，那是马客谈校长给他们提出的理想目标。

刘老师的题诗落款写的“兰芬棣纪念”“兰芬棣留念”，“棣”是那时习惯用来代替“弟”的一种雅辞，出自《诗经·小雅·常棣》，后常用作师长对弟子的称呼。听母亲说，刘老师曾夸奖过她的作文，但惋惜她的字写得不够好。

母亲留在重庆求职谋生并结婚生子。1951年初，母亲和父亲双双考进了重庆市税务局，母亲被分到税务局幼儿园当保育员（那时称呼“阿姨”），我也随着进了这个幼儿园，她对我交待，在幼儿园里不要叫她妈妈，只能和其他小朋友一样叫她“龚阿姨”。那时正是苏联歌曲大流行的时期，我还记得母亲和另外两三位阿姨在园中小凉亭里学唱苏联歌曲《遥远的地方》的情景（当然这歌名我是后来才知道的，但那优美的旋律当时就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说起苏联歌曲的影响，还有一件轶事：1970年代中期，我初中时的一个爱唱歌的同学李邑东问我能不能找到苏联歌曲《你从前这样现在还是这样》的歌单。我当时上班的钢厂离母亲上班的木材综合厂很近，有时我傍晚下班后会去她那里吃晚饭（在她住的单身职工宿舍里用煤油炉煮面条吃）。那天我问母亲，母亲含笑说了句：“他怎么想找这首歌?”然后俯身从床头的木板箱子里翻出一个硬壳笔记本，第一页上就正好抄着这首歌——苏联电影《幸福的生活》中的插曲。

母亲（前右3）在文化宫工人合唱班

在税务局幼儿园期间，母亲还参加了重庆市劳动人民文化宫的工人业余合唱班，每个周末去参加活动和演出，每次都要带回来一些油印的歌单和声乐教材，有时他们还要去一些厂矿演出。

母亲1959年1月调去成都时与我们合影

1957年后，母亲在“支援林业”的号召下先后被调到林业部森林调查第三大队幼儿园（在重庆金汤街）和四川省林业厅幼儿园（在成都）。父亲被打成了“右派”，被送到郊区去“劳动改造”。母亲去成都后，一家人分成了三个地方。以后，因林业厅幼儿园的园长调到林业厅下属的重庆木材综合工厂办幼儿园，我母亲才被作为师资骨干调回了重庆。这才与家人团聚了，但仍然很难回家，因工厂远在郊区，那时交通又不方便，微薄的收入也不能承受经常来回乘车的开销，只能住在单身职工宿舍里，每周末回一次家。

因厂里子弟小学缺少音乐教员，母亲被调到了子弟小学。当时她还是厂文工团的业务骨干，又唱歌又跳舞，她组织编演过歌舞《花儿与少年》，曾在区里的文艺汇演中获奖。她还在一些大型剧中参加演出，因个子小，她不能演主角，总是演配角“母亲”，如歌剧《洪湖赤卫队》中的韩母，话剧《年青的一代》中的林母，京剧《沙家浜》中的沙奶奶等。后来在母亲八十大寿庆典上，我才从一个前来为她祝寿的当年学生讲话中得知，她还曾组织小学生在厂里的森工礼堂演出了《黄河大合唱》，而且是演出的全场，只不过把合唱的四个声部精简成了两个声部。一个工厂子弟小学，居然敢于组织演出这样的大型声乐节目，可见母亲在教学上既有水平又有魄力。可惜因人为的“政治”限制，母亲在音乐教学方面的才华和能力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

母亲退休时

母亲在改革开放的1980年代初退休后，逐渐跟原国立重庆师范学校音乐科一些久已失联的校友和高龄健在的老师恢复了联系，参加了不少校友联谊活动，还曾于2001年4月与一些校友（包括从台湾归来的校友）聚会于南京，在宁海中学——其前身即抗战时期的国立重庆师范学校举行了热热闹闹的校友聚会，参观了校史馆的展览，并与一些校友同去郊外为已故的当年重师音乐科教员和系主任王问奇老师扫墓祭拜。那次他们才知道，敬爱的老校长马客谈后来被调到安徽芜湖皖南大学（后为安徽师范大学）任教并任总务长，在文革中遭到迫害，于1969年含冤去世，文革结束后得到平反。

那次聚会，先已专程提前从兰州回到无锡老家的杨树声老师也由儿子推着轮椅前来与大家见了面，母亲她们几个校友还去帮着为杨老师推了轮椅，但谁也想不到聚会后杨老师回到兰州的次年就病故了。

母亲辛苦一生，在战乱与政治运动中被折腾一生，她喜欢唱歌，却少有能心情舒畅地放声歌唱的时候。直到退休后，她才过上了安定幸福的生活，可以舒心地唱歌了。她参加了退休教师合唱团和老年大学合唱班的活动，当然更参加了国立重师校友会的活动，与老校友、老朋友们一起唱《夕阳红》之类的歌和他们当年曾唱过的一些老歌。尽管她的心脑血管、骨关节等许多地方都已经出现病状，但她的歌声仍然像青年时代一样清脆悦耳，热情动人。

2020年6月22日

修订于重庆风江阁

（原载山东画报出版社《老照片》七十六辑，2011年。后有修订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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